激烈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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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展览的噩梦》分上下场两种方式进行实践,上半场有8位年轻人参与,每个人用其他7位提供的线索来创作,它可以是事件的描述,可以是一种批判、怀疑的态度,可以是一个词,或一种情境。从7月10日开始的近两个月里,必须完成所有的创作,最终回到空间呈现,这里创作形式不限。为了在过程中暴露更多的问题,我们将展示和创作时间并置,开幕定在8月30日下午。9月7日,8位艺术家将对彼此的命题和创作展开提问和讨论。尝试过从文本出发的讨论,为实践去讨论后,我们希望讨论能切实得建立在创作后。因此组织一场高强度的创作和展览,并期待冲突发生。
我们得意洋洋描述一种感受,兴奋着跟彼此诉说一种喜好。但一个人很难获得超越个人的认识,尝试从他者视角思考,或许可以暂时从对惯性的禁锢中逃离出去,去面对自己和他者。
贺冰以“自我解剖”为关键词,她描述到:每个人在一定的阶段都应该自我重新认识,回忆起一些重要的片段,重要的人。这里所说的自我剖析,主要以当下及之前所做过的,遇到过的为基础,重新梳理自我的认识和经历,一个人的成长道路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故事和发展。在自我解剖的过程中,可能会出现很多情绪化的东西,但我并不希望这是一个重点。一个故事的起承转合,一段回忆的影响性,应该更多的关注。当然这样很容易会形成回忆录或是片段场景,在这里面,更多的是想让大家去重新认识,重新思考,在我们这群与艺术相关的人中,是否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和启发。
黄淞浩以“疯癫职业”为关键词:卖“太空杯”或者“塑料盆”的商贩们疯狂的向地上敲砸自己的商品;新疆大扎巴里卖刀的小伙,大力挥刀向铁制门框上砍去;地铁乞讨者以每秒5次的速度上下颤动脑袋;面无表情挥动跳舞彩带的摊贩;边高声歌唱边烤鱿鱼的烧烤店伙计;一个本来挺平静,一拿起毛笔,突然就急了的书法家;亦或是各式各样的叫卖者,等等。他们的身体介乎表演和日常之间,他们的行为介乎感性和理性之间。这样的职业似乎都不是正规的“好工作”,又似乎都是在社会缝隙中被创造的职业。这使我想起福柯“愚人船”上的那些人,他们既是被异化的个体,又是狂癫的阴谋者。
李论的关键词关于男人的“酒桌政治”——他对这个词的表述有两种倾向:一种是“酒桌政治学”,在我老家划拳的开场是握手的同时高喊:“姊妹妹好!好姊妹妹!”。喝多了总要称兄道弟掏心掏肺,即使抛开逢场作戏的成分,这似乎也是一场情感绑架,在酒桌上的那种“真诚地耍情商”似乎是男人的本能和传统。还有一种倾向是关于男人酒桌上的政治讨论,我自幼熟睹我的父辈们无论以什么话题作为起点,最终总是以比如对毛时代的掺杂想象成分的追忆,台海问题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为高潮和结尾。而他们虽然在酒桌上指点江山,做各种自己是国家主席的假设,却又非常向往一种隐士式的浪漫主义生活,这种生活我听到的有两种情形,一种是集体主义乌托邦式的,说是要合资买地建一座四合院然后哥们儿弟兄一起生活。一种是独自一人归隐山林。
刘亚觉得方案的生成已成为生产关系里的必要前提,自我与他者,方案成为确立两者共同“安全感”的成因。方案推进的过程中,我们一步步使方案强化,致使里面的模糊和不确定走向清晰。以此来使得方案的生成愈加完美,无懈可击我们不断的提出解决方案,提高方案的成功率。却不愿意提出对修剪日常而生的方案本身的出现提出怀疑。我们如何得到并创造一种失控。
刘伟伟仅仅给出了一张图片,是“声明”这个词的网络解释。
唐潮之前与朋友聊到:“修辞”可以看作伪装,一种防卫机制,偷偷的躲在人群中,而直接的方式让我们“难以忍受”。这里说的“修辞”可以延伸,但不作终极追问。技巧、电子设备狂都是,或许去掉这些这些修辞,交流、观看、被看,或者是现场都可以被重新发现。对于我来说,命题在这里好像变成了审问(录口供),不是强调一种对立关系,而是强调怎样去陈述。
王芳艺作了一首诗给大家,经询问,芳艺说重点落到最后一句:
蚊子块是促使人局部快速畸形的完成物
把人整向另一个方向的有效率的工具
是土吐了,才有一地的庄稼和植物
一巴掌也能在脸上拍出一块胭脂来
苹果熟了
是哪个有心人揍了它一顿
小便器为什么不和烟灰缸的构造一样
能给jj一个歇脚的地方
你的余光也多远?
佩恩恩认为,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由最初发现并满足消费者需求,演变为创造一个欲望,并将这个欲望通过市场策略包装成一个需求,植入给消费者。商品是商家提供的满足需求与欲望的解决方案,商品具有使用价值的同时,商品本身又凝结了人类劳动。他让其他七位艺术家根据这个机制,创造一个新商品。
由此形成了8个小单元,每个单元包括7件创作,共同拥挤在45平米的激烈空间内。促成8位艺术家的展览并不是偶然,所有人相互熟悉,平日相互帮助创作,交流也很频繁。怎么用一个逻辑清晰描述展览的形成?我可以说,我们过去的讨论都是建立在文本和他人作品上,不论对被讨论的艺术家熟悉或不熟悉都不会更深入,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为了做一个活动的讨论变得很具体的,什么方案?需要谁来拍摄?哪里可以找到材料等等。一切都卡在某件事情上,我们都忽略的问题就是,感受,单纯从一个展览里看到作品“好”或者“不好”并没有任何意义和益处。我们需要身体感受,但这种感受不能脱离身体经验存在,前提就是实践。
我也可以说展览是这样形成的:激烈空间有一个展览档期,黄淞浩和我作为不同的角色:艺术家和策展人,希望有不同的实践方向,那就分开来做。过去我们并没有以一些题目去策展,艺术家在各做各的情况下,相对他人的创作只是理解,而无法说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批评,无法走入他人的视角,最终仅仅是觉得,好吧,也可以是一种方式么,草草的就过去了,讨论越发没有必要。黄淞浩提出了这个建议,上半场由每位艺术家从自己关注的角度出题,出题者不参与此单元制作,主要负责展区的布展。对艺术家彼此来说题目是共同的,具有公共性角度或者说需要从公共性角度去思考,不是来自权利的(空间或者策展人)干预。他们的思考可以回到个体认识,但揣掇题目时,必须站在他者的角度去观看,与此同时,不避免的受到个体认识的牵制。不管从他者出发回到个体还是从经验出发向着题目,每件创作被题目拉扯了百分之五十。
来现场您看到的不只是几件作品,可能是艺术家在创作,可能是他们在讨论摆放,可能是一场协商,也可能是一轮争吵。因为创作和展示在同一个时间并置,空间随着作品不断进入变得拥挤,随时准备重新调整摆放位置,或者直接入侵某个单元,这完全取决于个人。由现实条件所限,提供给每个组的空间并不大,做大装置的只能挤在一起。回到展厅里的展示是无法逃避的,我们不是很在乎它是不是一个展览,或者什么是展览,我们关心的是,如何去篡改“展览”的面貌?至于结果如何,9月7日,我们来谈谈。
相关资料:
“噩梦”是什么?(一)
7/10 - 8/17(二)
说说题目(三)
大家的日记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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